美国智库的影响力与基因缺陷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研究项目发布的《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2014年全球共有智库6681个，其中美国智库最多，为1830个。以综合影响力看，全球前10名顶级智库中，有6名是美国智库。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智库影响力之所以较大，是因为美国智库最敢于创造性思维，美国社会为创造性思维提供了优越条件。

美国智库的影响力

美国智库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的战略思想和政策选择主要来自智库;二是智库为政府源源不断输送专家型官员。

二战以来，美国历任总统提出的各种战略和对策，其原创差不多都来自美国智库。例如，美国第一个私营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提出了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和“制裁流氓国家”的计划，对内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创建联邦预算规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再如，冷战结束时，对苏联研究极深的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兰德研究院很快提出了“扩大北约”“退出反导条约”“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等冷战后美国的主要战略构想和建议。美国大学里的知名学者也不甘寂寞，最著名的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理论，成为2001年“9·11”事件后所有智库研究反恐对策的基础。

随着智库对美国战略思想和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智库内知名专家越来越多应邀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同时，越来越多的下野官员回到智库继续从事研究事业。这种所谓的“旋转门”对美国智库的发展、影响，包括对政府尽可能正确决策，起到良性循环作用。据统计，频繁出入这种“旋转门”的专家学者，大多数来自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协会、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政策研究所等智库。其中担任过国务卿的有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乔治·舒尔茨、詹姆斯·贝克、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担任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有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康多莉扎·赖斯等。至于担任其他部长、副部长、助理部长、局长职务的专家学者，更多如牛毛。

美国智库何以发达

第一，美国鼓励创新思维的教育方式，使美国智库赢在起跑线上。美国各级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忌讳因循守旧，崇尚标新立异。美国的老师欢迎学生怀疑、反驳、否定前人的理论和既定的做法，向老师甚至向专家提出挑战，但必须有合乎逻辑的理由。在这种教育方式影响下，美国学生更勤于动脑筋和善于动脑筋，因而更富于创造精神。

第二，美国智库得到民间资助和支持。例如美国第一个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是当时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于1910年捐资建立的。此后美国铁路大王亨廷顿、报业大王赫斯特、汽车大王福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都曾捐巨资帮助各行各业的智库。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微软、惠普、英特尔等公司的老板们在暴富之后纷纷成立各种基金会，支持和奖励最杰出的思想和努力，或最有可能做出战略性贡献的个人、组织、项目等。再如兰德研究院目前的研究经费，包括34个基金会的捐款和35个企业的资助。

第三，美国智库作用的增强植根于美国较为开放的社会体制。美国智库千方百计通过媒体兜售新发现、新思想、新对策。为了及时准确地发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甚至自建电视台和电台，以举行最新研究成果发布会的形式，由有关专家学者及其领导的课题组，直接向大众传播新思想、新战略、新对策。4年一度总统大选前的候选人竞选辩论，可以说是美国智库集中展示研究成果的“集市”。有经验的国际政治观察家可以通过候选人的激烈辩论，洞察美国思想界的激烈交锋，看哪些新思想会占上风、演变成新政策，对美国和世界带来哪些影响。

第四，美国智库善用外脑和异见。以兰德研究院为例，它现有1700名员工，其中约800名为专业研究人员，约600名为特约顾问和特约研究员。他们来自47个国家，讲65种语言。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智库欣赏挑战和批评，大批外脑加入后，不断帮助美国智库纠正以往的研究盲区和认识盲点，使得美国智库的相关研究更有针对性，更全面、深入。

美国智库的基因缺陷

智库的深层积淀是文明和文化。西方文明和美国文化的基因缺陷，也遗传给了美国智库。尤其是过分崇拜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导致美国智库在研究国内问题时，出发点和着眼点往往是个人利益以及由此延伸出的集团利益和局部利益;在研究国际问题时，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往往是极端自私的“美国利益至上主义”，导致很多本有可能解决或缓解的国际国内问题，长期找不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智库曾就如何防止美国卷入危机进行了一场大辩论。东部智库的主流意见是应当把重点放在加强跨大西洋经贸关系上;西部智库的主流意见是应当把重点放在跨太平洋经贸关系上。原因何在?美国大企业主的回答一语中的：你得看他们的研究经费是从哪里来的。

类似的情况在国际问题领域也屡见不鲜。比如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智库纷纷展开反恐研究，连美国国会研究局也拿出一系列研究课题和研究经费，招募世界各国研究人员帮助寻找反恐解决方案。有人建议笔者所在的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申报一个研究课题。浏览后笔者决定不申报。因为美国国会研究局要求：不要从美国方面寻找导致恐怖主义的原因，也不要在这个基础上寻找解决方案。这个要求与笔者的长期观察恰恰相反。笔者曾作为记者分别在中东和美国各驻4年，总体感受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成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原因是半个多世纪来美国一味支持以色列，在安理会多次否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决议，导致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铤而走险。因此，作为反恐的重要一环，美国应改变其极其不公的中东政策。不让研究这个主要原因，怎能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可能也是美国智库迄今未找到解决反恐问题有效方案的重要原因。

此外，由于美国文化中极端自私的基因，美国智库在研究世界问题时还给美国政府出了不少馊主意。美国政府至今不签署152个国家批准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01年带头退出183个国家批准的应对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冷战结束后单方面退出同苏联签署的《反导条约》，研究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系统。美国甚至用“多重标准”对待189个国家批准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些遭到世界多数国家嗤之以鼻的对外政策背后，都可以看到美国智库的影子。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陈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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