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要提高竞争力

中产阶层要提高竞争力

陆铭：经济因素肯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社会阶层的测量一定不仅包括收入，还有职业声望等。但经济学主要以收入为标准，如果就收入来谈，其实主要和这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有关系。当然中国还有一个特殊因素：经济转型。过去，我们的收入是靠体制内的计划经济决定的，改革开放以后，慢慢依靠市场决定收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带来的收入增长非常明显，即便现在，教育的回报依然很高，只是教育回报提高的速度不如改革开放早期。　　以上海为例，上海的产业结构从原来制造业向服务业集中，劳动力肯定发生了很大变化。产业结构的高端化会诞生一个富有的阶层。但，城市移民一定是两端的。因为产业结构越往后工业化阶段发展，有全球竞争力的部门越需要非常高的知识、技能和信息素养。同时，低技能劳动者也会进入城市，在生产中与高端劳动力配套，同时，他们还在消费型服务业中工作。我自己的研究发现，越大的城市，收入差距越大。

日报：有调查表明，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是向下偏移的。这就让人想到很多带有自我调侃意味的网络用语，比如“loser”。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陆铭：一部分人往下走，另一部分人却在向上走。与收入差距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收入流动性”，在大城市，收入差距大，流动性也大。大城市有活力，有机会，所以穷人有机会，富人则面临很大风险。我们不能片面地强调一部分中产阶层往下走，而应该看到很多人在向上流动着。所以中产阶层要做的就是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不能因为一些人面临着往下流动的风险，就要求政府采取抑制市场活力的政策。这只会让整个社会的发展更加不健康。　　如果不在理论上澄清一些认识，一些看似公平的政策反而会危害市场竞争，加剧不平等。比如，有些盲目的补贴政策可能既无效率，也没有真正补贴到需要补贴的居民，反而不公平。再比如，现在依然有一些人在讨论要不要将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纳入公共服务和一些优惠政策的覆盖范围。公共政策不应该仅仅以身份作为标准，如果是一项照顾低收入者的政策，就应该逐步过渡到覆盖所有常住人口，当然，这需要时间。　　公平竞争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但是市场产生的收入差距一定会造成一些问题。如果任由市场来决定收入，一部分人肯定会变成穷人。如果又不采取一些公共政策来改善这些人的福利，很有可能将一部分人逼到悬崖边上，甚至可能导致贫困的代际遗传。大城市中，很重要的就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此来缩小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福利差距。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政策是：尽量让孩子的教育与父母的收入脱钩，医疗政策、廉租房政策、教育政策能够让低收入者在基本生活上得到基本保障，让他们的孩子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市场处境。　　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面对城市发展动力和一部分居民在竞争中失败的矛盾。全球经济体系的变化以及外来移民的进入，让很多本国(本地)居民感到自己在向下流动，他们有很强的失落感。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竞争过程，他们的生活一定比在有竞争的情况下更好吗？一个地区总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定会伴随着一部分人收入水平的相对下降。这是一个有活力的健康的社会所出现的现象。这时，政府要做的，不是去妨碍竞争，而应该一方面提高居民的竞争力，一方面通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缩小人们之间的实际福利差距。

简约装修

普通家庭装修

房子家居室内装修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