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污染向西的忧虑

污染向西的忧虑

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一些城市和农村的居民也许已经注意到，这些年，从家门前流经的黄河水量虽然没有多大变化，但水质在变差，甚至沾上皮肤还会发痒。　　国家环境保护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公布的历年监测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　　2008年，黄河流域废污水排放量为40.06亿吨。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增加到45.25亿吨。短短3年，黄河流域污水排放量就增加了5亿多吨。　　黄河流域的情况仅仅是污染西进的一个缩影。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下称“国合会”)的最新研究发现，我国东部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步向其他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转移，出现了新开发地区重复东部过去高污染、高能耗发展模式的苗头。　　西部污染物排放居首　　2012年12月28日，环保部办公厅向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厅发出了一份《关于解除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限批的通知》。　　去年1月15日，河池市龙江河宜州市怀远镇河段水质出现异常，当地环保局在调查中发现龙江河拉浪电站坝首前200米处，镉含量超《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约80倍。这一重大水污染事故，严重威胁柳州市百万人口饮水安全，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2月8日，环保部决定暂停河池市建设项目环评审批。　　近年来，被环保部限批的远不止河池一个城市。一个更大的背景是，伴随着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整体呈上升趋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介绍，2010年西部地区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指数为194，远高于东部地区150的水平，也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水平。　　环保部门的监测显示，2000年至2010年，西部地区废水排放总量平均占全国废水排放总量的22.2%，呈现出波动性增长趋势。　　近年来，尽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明显加快，但其经济发展总体仍然落后，人均GDP居于四大区域(东部、中部、东三省和西部)末位。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王小康此前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不断推进，西部地区已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第二大区。但由于能源利用效率差，西部地区单位GDP能耗指标值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发改委2011年8月发布的节能减排形势预警中，全国有8个省(区)预警等级被列为最高级别(一级预警)，其中属于西部地区的省(区)就有5个，包括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当前制造业向西部地区转移的两大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劳动力资源的短缺；西部地区相对较低的环境门槛以及环境监管机制的乏力。　　“我们认为目前的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在西部地区是相当突出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说，假如东部产业优化和结构调整是以污染产业向中西部的迁移为前提，则将对中西部地区的环境保护带来不利的影响，并影响整个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双高”发展目标的矛盾　　为有效缩短东西部地区间的差距，国家发改委在《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设定了“双高”的发展目标，即“西部地区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不过，国合会2012年底通过的一份《中国西部环境与发展战略及政策研究课题组报告》认为，“双高”发展目标会增加西部地区走向以GDP为导向的区域发展方式的可能性，从而提高区域生态环境成本增加的风险，这对于区域长期发展来说是不利的。　　据统计，全国大约63.34%的贫困县和一半以上的生态脆弱县位于西部地区。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划》，西部地区77%的国土属禁止或限制开发区，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活动在限制区是受限的。　　“如果我们限制或禁止部分地区的发展机会，设置西部地区‘双高’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无疑是不合理的。”丁仲礼说，不能为了追求经济的均衡发展，而损害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性。　　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横断山研究会首席科学家杨勇前年曾在西北地区进行了为期143天的“为中国找水”实地调研。　　“西北部地区存在的共性问题是，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没有考虑到水资源条件和持续恶化的环境形势，盲目建设。”杨勇说，西北部地区多以资源开发型为主，给开发地脆弱的自然生态平衡雪上加霜，对水系环境、水文条件影响巨大。而粗放型的随意排放又大大超过了环境容量，并进而将水质性缺水问题扩散到周边地区。　　杨勇发现，西北地区许多城市都将钢铁、化工、建材等高耗能、高污染和需水量大的工业项目列入重点发展规划，大量的项目已经建成或在建。　　“有限的水资源供给最终将无法支撑这些项目的运营。”杨勇说。　　急需西部绿色发展战略　　“当前区域发展战略并不能保证区域可持续发展。”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指出，尽管我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针对西部绿色发展的政策措施，但仍缺乏一个统筹区域整体推进绿色发展的战略框架。　　“若仍遵循旧的发展模式，则注定将导致绿色发展的失败。”沈国舫说。　　国合会“中国西部环境与发展战略及政策研究”课题组表示，有关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的研究并不是要限制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而是要制定一条路线图指导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转变西部地区当前以牺牲环境和福祉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　　丁仲礼认为，西部绿色发展战略关键是要落实三项关键措施，即建立绿色发展基金、实行资源税归地方的税收政策以支持地方绿色发展，以及加速环境财政制度改革。此外，还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展金融体制的改革。　　本报记者了解到，上述有关西部绿色发展战略的建议已于2012年年底呈交国务院。　　绿色发展基金的构想包括：以政府直接投资为主，以鼓励资源高效利用和回收为目的相关税费(包括排污费和资源使用税等)为辅的方式建立基金。　　在省级和地方层面，基金主要用于鼓励相关“绿色产业”的发展；在地方层面，基金则将主要用于对发展本地特色产业企业的直接经济补贴；此外，基金还将用于以改善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相关活动和工程建设。　　目前，西部地区非但没有从资源消耗型企业中获取足够的直接经济收益，反而承担着其因过度消耗资源和环境所产生的机会成本。　　针对这一情况，“中国西部环境与发展战略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建议，通过将资源税留在地方来提升地方政府对绿色发展行为的投入能力，并把资源税的收益通过具体工程回馈给当地人民。　　“有些标准包括产业政策也不能完全按大的区域进行简单的划分。”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举例说，新疆水环境的容量很小，但大气环境容量比较大，所以，新疆在水环境方面实施严格政策的同时，在大气环境方面就应该宽松一些，否则，这个地区的发展就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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